铁皮鼓声里藏着鲁迅鲜活的童年记忆,这面小小的铁皮鼓,是他对抗枯燥私塾生活的慰藉,也是童真的具象化身,鼓声叮咚,敲开的是百草园的泥墙、社戏的喧闹,是他对自由的最初向往,即便日后笔锋如刀,这鼓声仍是他文学底色里的一抹暖光——既有对旧时童年的温柔回望,也暗含对封建桎梏的隐晦批判,玩具虽小,却承载着一个灵魂从懵懂到觉醒的最初轨迹,成为他理解人性、观照世界的起点。
人们提起鲁迅,总想起他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凛冽,想起他笔下“吃人”的封建礼教,想起他作为“民族魂”的沉重,可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以笔为剑的斗士,也曾有过抱着铁皮鼓、捏着泥人儿度过的童年,那些被他称为“心爱玩具”的小物件,藏着未被岁月磨平的棱角,也藏着他对“真”与“活”最初的向往。
百草园里的“胡芦”与“斑蝥”
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,鲁迅写过百草园的无限趣味: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葚;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,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,轻捷的叫天子(云雀)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”可很少有人注意到,他特意提过一种“玩具”——“如果不怕刺,还可以摘到覆盆子,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,又酸又甜,色味比桑葚要好得远。”
这“覆盆子”算玩具吗?在孩童的视角里,一切能带来新鲜感的都是玩具,鲁迅还说,他曾在园子里拔起何首乌的根,“牵连不断地拔起来,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”,却“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”,这种对“未知”的探索欲,不正是玩具最珍贵的意义吗?它让孩子的眼睛里闪烁着光,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冒险的滋味。
还有“斑蝥”,鲁迅说,如果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,便会“拍的一声,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”,他常和闰土一起玩这个,看斑蝥“放屁”,然后笑作一团,这小小的昆虫,在孩童手里不是害虫,而是会“喷烟”的神奇玩具,后来鲁迅写《狗·猫·鼠》,提到他仇视猫,是因为它“折磨弱者”,却对斑蝥充满好奇——原来玩具里藏着最初的善恶判断:那些能带来“活”的乐趣的,便是好的;那些压抑天性的,便是坏的。
三味书屋的“纸糊的盔甲”
告别百草园,鲁迅进了三味书屋,这里“只读书,正午习字,晚上对课”,规矩多得像密网,可即便如此,他也没丢掉自己的“玩具”。
书桌的角落里,常藏着他用纸糊的“盔甲”,他会把纸折成方形,画上鳞甲,再用毛笔蘸上墨,涂出“青铜”的质感,课间休息时,他就和同学们一起,举着纸盔甲“打仗”,嘴里喊着“冲啊”“杀啊”,仿佛自己是古代的将军,寿先生(寿镜吾)听见动静,会拗着胡子走过来,鲁迅便赶紧把“盔甲”塞进抽屉,装作读书的样子,可那纸盔甲的棱角,早已刻进了他的记忆。
后来他在《五猖会》里写过,被父亲逼着背《鉴略》时,他“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”,但一想到“五猖会”,又“笑着跳着”准备出发,这“纸盔甲”何尝不是另一种“五猖会”?它是枯燥书斋里的出口,是孩子对抗规训的小小反抗,那些被折痕磨破的纸,藏着他对“自由”最朴素的渴望——就像他后来写的:“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,玩具是儿童的天使。”
成年后的“木刻”与“玩具”
成年后的鲁迅,成了“没有玩具的大人”,可他心里,始终住着一个爱玩的孩子。
他在上海住过的公寓里,书桌上常放着一把小小的木刻刀,他会刻些小玩意儿:一只蹲着的猫,一朵带刺的玫瑰,甚至是一个咧嘴笑的“无常”,这些木刻不像他的杂文那样锋利,反而带着笨拙的温柔,许广平说,他刻木刻时,会像孩子一样专注,眉头微蹙,嘴角却带着笑,这些木刻,不就是他成年后的“玩具”吗?它们让他暂时逃离现实的沉重,在木头的纹理里,找回童年的“真”。
他还收集过日本的“人形”(木偶),那些木偶只有巴掌大小,穿着和服,梳着岛田髻,眼睛是用黑玻璃珠做的,他把它们摆在书架的最高层,每天写字累了,就会抬头看看它们,有人问他:“这些小玩意儿有什么用?”他说:“没用,但看着它们,就像看见小时候的自己。”原来,真正的“玩具”,从不是为了“有用”,而是为了守护心里的那点“孩子气”——那
金东与他的玩具,一张照片里的童年温度,照片里的童年温度,金东与他的玩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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